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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摘要

慧识君 社会科学杂志 2021-09-10

《社会科学》

第3期

摘要





社会如何拥抱市场?

——商业机构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摘  要:房屋供给和管理的市场化使得城市居住空间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格局变得多元而复杂,国家、市场和社会均有着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和行动目标。在既有的物业服务合同之外,借用额外的商业机构来解决社区中的物权问题成为业主维护自身房权权益的重要手段,案例研究显示,基于特定物权问题的倒逼逻辑和基于工具主义的实用逻辑是商业机构介入城市社区的基本缘由。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治理工具,商业机构在预防物业纠纷、制衡物业公司、保护业主权益的过程中,既有自身内在的局限,也会受到城市基层社会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影响。这证明了在城市社区当中,社会力量自主发起的、市场化的治理路径与国家威权主义的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业主自发探索的市场化治理工具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不仅取决于这种工具自身,也同样取决于围绕城市居住空间治理所进行的制度安排。



胡洁人  郑  扬  李咏梅


胡洁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郑  扬,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咏梅,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博士研究生





新时代“党建+城市社区治理

创新”:趋势、形态与动力

摘  要: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嬗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城市社会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移、资源和服务下沉、职责和权力下放的趋势。新时代,要跳出就党建做党建的传统窠臼,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和服务优势,实现融合式综合党建创新。因应这一趋势,“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党建引领即“党建+”,以区域化党建为牵引,建立党组织挂帅、功能融合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网络,已经成为加强城市基层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标配。“党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是治理重心下移基层、资源和服务下沉社区、职责和权力下放街道,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本形态是通过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把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融为一体,党组织挂帅,形成组织间的协作治理网络;内在动力是党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的能力。



曹海军  刘少博


曹海军,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刘少博,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智能与韧性是否兼容?

——智慧城市建设的韧性评价和发展路径

摘  要: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态,与城市韧性提升具有内生性关联。但信息技术在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系统中的嵌入,并不能必然获得城市的健康和安全发展。因此,研究智慧城市的韧性建设路径对提高城市安全和智慧城市建设效率都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分析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韧性提升的显著性。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韧性的提升作用最显著,但社会赋权存在明显短板;智慧城市建设对基础设施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但环境、能源、农业领域的韧性红利不显著;智慧城市建设对增加经济“冗余度”尚不明晰,大数据产业化和传统行业的数据化转型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宋  蕾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





论政府数据治理中

政府数据文化的培育

摘  要:政府数据文化是政府数据治理的灵魂,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其基本特征,政府数据文化更强调从整体协同、意识引领和行动自觉方面推进政府数据治理,是治理的更高阶段和发展形态。当前,我国的政府数据治理在主客观方面都产生了对政府数据文化的强烈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政府数据文化培育的基本条件。然而,法律政策建设不匹配、当前政府数据思维与新的治理需求不协调、政府提供的数据服务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不对称、社企组织和公众对政府数据文化培育的牵引力不足等又制约了政府数据文化的培育。为此,必须通过健全政府数据法律政策、规范政府数据管理活动,拓宽政府数据应用领域、延展政府数据服务深度,完善政府数据基础建设、推动政府数据价值实现,建构政府数据文化体系来助推政府数据文化的全面生成和扎根成长,加快我国政府数据治理进程。



陈德权  林海波


陈德权,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林海波,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







生态保护补偿标准的结构优化与制度完善

——以“结构—功能分析”为进路

摘  要: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多元化补偿方式的外部结构与“成本为主”的内部结构制约,使得补偿标准体系虽然具有明确补偿水平、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实施的显正功能和配置生态保护补偿责、权、利的潜正功能,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固化补偿标准、侵犯个人权益的潜负功能。在明确生态保护补偿标准结构约束与功能选择之间因果联系的基础上,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依托和指南,以限制其负功能为目的,优化其结构、完善其制度。建立多元补偿标准间的结构性衔接制度,优化其外部结构;完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构性补偿制度,破解其内部结构局限,使之结构衔接、制度完备,在发挥其正功能的同时限制和消解其负功能。



黄锡生  陈宝山


黄锡生,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西部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陈宝山,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西部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农民对退耕还林工程

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分析

——基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1980—2017年)典型示范区农户调查数据

摘  要:选取退耕还林工程典型示范区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框架,在2个时间段8个时间点间隔38年的截面上,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对比分析;以5种生计资本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了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区在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变为生态环境逐渐转好的过程中,农户的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显著减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变化。农户对退耕还林的满意度是:自然资本是负向显著,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正向显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没有显著变化。最后,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高达95%,准确度超过90%。基于此,本研究有两点启示:一是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三者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在国家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二是建立一套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国  政  王瑞永


国  政,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王瑞永,内蒙古财经大学教授







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情景变迁与理论转向

摘  要: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如何有效嵌入社区治理是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以深圳市M社区党群中心项目运作实践为例,对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居权力主体之间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互动关系及其行动逻辑进行深描发现:在社区服务中心项目逻辑下,二者呈现出(弱)社会工作力量嵌入与(强)街居权力主体的反向嵌入关系,导致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的失败;而在党建核心引领的项目逻辑下,社区治理结构得到了重构和优化,专业社会工作能够主动整合基层党政资源、聚焦生活实践,进而促进了专业社工自主性的生长,形成一种有效嵌入的实践。促成上述转变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将多主体整合到共同关注社区治理的中心关注点上。



徐选国  黄景莲


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

黄景莲,深圳市盐田区梅沙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社会服务部部长





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

魁阁的中国社会学研究

摘  要:费孝通领导下的魁阁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界都具有重要影响。魁阁研究的最重要的遗产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学调查。这种社会学调查,不仅受到燕京学派强调中国社会独特特点和需通过社区研究理解中国的理论见解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还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民族志与社会人类学方法、功能学派研究范式及当时社区研究风气的影响。费孝通等人在研究中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类型比较法及功能学派分析方法,采用功能学派社会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对中国多个典型的局部社会进行了深入调查,对这些典型社会中的社会事实、个体与群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与剖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较为深刻且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社会研究与社会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继承与发扬魁阁精神,特别是运用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国,对中国现代社会学研究与社会进步仍具重要意义。



刘翔英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法律性质探析

摘  要: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乃区块链智能合约的集合,具备主体、财产(代币)、成员权、表决机制等组织要素。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设立时,投资者经由智能合约完成投资,取得投票、分红等权利,类似于众筹尤其股权众筹,但两种模式下所涉主体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存在本质差异。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亦非我国现行法上的商事信托,其法律关系结构区分显著;更非公司,不具有公司完备的中心化组织机关及法定性特征。从商事合伙主体要素、可推知的投资者意思、发起人最终控制者地位、衡平投资者保护与技术产业发展考量,当下适宜将其界定为有限合伙。



郭少飞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民事证明责任二元论之检视

摘  要: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理论通说均遵循二元结构的法庭证明逻辑:获取客观证据与分配真伪不明风险,是法庭证明的两个阶段。但迄今为止,区分设置两类证明责任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相关不同的解释造成了诸多混乱。二元结构证明责任理论存在两个基础问题需要明确:对“真伪不明”的界定和对判决悖论的解释。依照基于概率论的形式逻辑来界定“真伪不明”,既缺乏实践意义,也存在逻辑瑕疵。如果两类证明责任彼此独立,那么对于同一案件,在各方均未提交任何证据或所提交证据均不满足证明标准的情形下,两类责任的不一致便将可能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将导致当事人行为激励的扭曲。证明责任二元论既缺乏合理的理论根据,也未被实践普遍、系统地接受,应当基于一元论的立场,将证明责任设定为针对每一要件事实的证据责任。



袁建刚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Stasis、例外状态

新帝国的诞生

摘  要:特朗普的上台实际上代表着全球化政治格局的衰落,也意味着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崛起。从阿甘本对stasis的政治范式的分析出发,将内战作为政治的基本格局,可以发现,政治哲学中的契约和立法仅仅是内战格局的结果,内战不仅奠定了梭伦改革的雅典政制的基础,也奠定了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即内战确立了斗争派别之间的均势平衡,迫使诸派别相互妥协而签订契约。这样,自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就是一种stasis的均势结构,但各方力量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形成例外状态,就必然导致从民主共和体制向帝国体制的过渡。今天全球化的衰落正是stasis的均势平衡被单一势力打破的结果,而这个单一势力正在试图建立与恺撒相同的事业,即让全球政治从共和状态向新帝国状态过渡。



蓝  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





启蒙政治的当代出场

及其意识形态症候

摘  要: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尤其在当代民主政体中,启蒙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为了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政党政治和文化工业表征出来的核心软实力。但是,如果回到启蒙政治哲学的文本和原初概念,不仅会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对启蒙术语的误用乃至滥用,更能够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规训人民和服务资本的真实意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启蒙式的悖论,一方面“普世价值”从苏联、东欧和中东不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胜利”所带来的生存样态却走向了暴力、保守主义狂热、政治操控和极端的不平等。因此,反思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危机,以及从启蒙之外的批判视角探索拯救危机的道路,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包大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

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

摘  要: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柳岳武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清代监察御史选拔制度探析

摘  要:清代极为重视监察御史的选拔,经过前期演变,至乾隆二十九年监察御史选拔规定趋于定型。从出身而言,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占据大多数,而以进士和举人出身的监察御史占了绝大部分。从原任职务而言,虽然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自乾隆朝以来监察御史大部分来自翰林院编修和六部郎中,翰林院检讨与部院员外郎虽然也有,但远少于编修和郎中。有清一代通过限定考选资格、严格考选程序等一系列措施,确保将忠君敢谏、勤敏练达、才品优长、刚正不阿的人员选拔进入监察队伍,正是通过对监察官员的严格选拔与任用,才使得清代监察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刘社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明代“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

探析

摘  要:“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是明代新增的律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出台与之有关的条例,既体现了统治者针对外国的态度,又反映了当时对外贸易情况,更可以看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明代官私注律之风兴盛,对律文不但有细腻的注解,还涉及具体应用的问题。“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可以分为六个层次:私自货卖违禁物出境与下海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挑担、驮载之人进行减等;针对私出及下海货卖违禁物的处理,将货物及车船均没收归官府;针对检举告发者的奖励规定,可以得到所入官财产的三成;涉及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以及因此走漏事情的量刑;“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从律文结构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与明代其他律条一样,试图在情、理、法当中达到某种均衡状态。


赵殿红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

唐廷枢研究中心研究员







“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

——谈“文化批评家”宗白华对

中国文化的批评

摘  要:“文化批评家”宗白华认为中西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双方对待科学、哲学、宗教及音乐等方面的理解不同、态度不同,所以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落后而西方崛起的不同结果。通过对这些批评的系统分析,从中既可以看到宗白华的“文化批评”所具有的现实性的特点,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所饱含的深沉的情感。他批评的目的更多的是想借自己的批评为中国文化的建设找到一个出路,进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张  生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境与中国电影:从生成

机制、形式规范到审美意蕴

摘  要:意境虽然多归于诗歌等抒情文类,但也存在于小说、电影等叙事艺术,并表现出两种内涵:一是与古代诗词曲等抒情艺术相同,情景契合的审美经验;一是讲述成长创伤、内心经验、人生经历,带有超出抒情、文本、实境的人生况味。就电影艺术来说,意境规范了特定的艺术形式,如镜头语言、画面空间、叙事视角、视线运动等。在电影中,借助自然景物产生的抒情性意境,始终属于零星的、碎片化的审美感受,其意境内涵的重点应当是强调人生体验的整体感与超越性。



陈林侠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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